※本篇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作者:陳信宇同學  學校: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山人文學報》延伸閱讀：
第五十六期，〈女性身體的（不）自主：《高山上的茶園》與《紅色》的移工情欲與性政治〉———謝欣芩

本文為謝欣芩教授執行國科會愛因斯坦培植計劃〈跨境・交混・連結：當代臺灣電影中的移動者與跨國性〉之部分研究成果，發表於第56期《中山人文學報》。謝教授近年研究主軸在於紀錄片、劇情片如何轉譯、展演移民生命經驗，藉此反思與移工相關的社會議題，使觀影者投入移工議題的關注與省思。

近年對於移工的研究、影像文本所在多有，臺劇《八尺門的辯護人》便是以印尼移工殺人事件作為全劇核心，讓我們得以看見移工處境與反思社會議題。以往移工的情慾需求一直沒被看見，謝教授本文正是要處理移工作為一個主體，他的情慾與性之間有什麼複雜的結構性因素，同時促使我們去反思臺灣社會對於移工的政策是否合理。

一、移工情愛與影像創作

1980年代開始，臺灣國民所得提升，但勞力密集型產業正面臨缺工危機，需要大量低薪勞動力填補。正在此時，一群來自東南亞國家的人們，以逾期居留的方式填補此時期所需之勞動力。

從此時起，外籍移工成為臺灣重要的常態性補充勞動力，截至勞動部去年統計，全臺移工人數已達81萬人，移工在臺主要工作種類為「社福移工」、「產業移工」，儼然已經是臺灣不可或缺的勞動力來源。

外籍移工在臺生活的種種艱辛，往往不為外人所知，幸好從2014年起，移工文學獎成立，鼓勵移工、移民及其子女以母語創作，徵件語言包括越南文、印尼文、菲律賓文、泰文、緬甸文，得獎作品集結成書，提供移民工發聲、賦權的重要場域，透過移民工文學我們得以更加了解移民工在臺的生存困境與心情變化。

同時，移工文學儼然已成為臺灣文學的一部分，他們拓展了臺灣文學裡族群與移民書寫的邊界，可視為臺灣作家視角的另一對照。尤其移工文學中有大量的女性自我敘事，透過女性主體的發聲，我們看見女性移工身體上的種種不自主，而這正是作者謝欣芩本文的關注焦點。

從1990年代起，陸續有許多文學、影像作品描繪移工身影，劇情片如李奇《歧路天堂》述說印尼女性移工在臺身影、紀錄片如徐小明《望鄉》聚焦1990年代移民與移工對臺灣社會所產生之影響。創作者以鏡頭語言探討跨國勞動經驗中移工的主體性、親密關係等問題。本文主要著重於跨國移動中的性政治問題，相較於前行研究著重結構性的大敘事，作者更聚焦在較少人處理到的「情慾題材」之上，藉此揭露移工性政治的複雜性。

以往前行研究多關注勞動與社會結構問題，忽視了移工作為「人」，作為有靈魂血肉的個體，所含有的情感與慾望。作者注意到在臺灣的移民法、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規中，時常出現種族化、階級化、性別化等現象，對移工的身體進行規訓，展現了國族建構的排他性與族裔邊界。其中，女性移工的身體為國家規訓的重點所在。

相關研究指出國家機器有將移工女性邊緣化的狀況，並且奪走移工女性經濟、社會福利、性與再生產的權益。例如「生育」一事，作者透過文獻回顧發現，女性身體子宮的使用方式，依種族而定。誰有生育的權利，全看你是什麼種族。同時，性更被汙名化為「性買賣／性交易」，因而有「好性」（移民女性將身體交給個別男人／丈夫）、「壞性」（從事性工作）之分。

作者指出臺灣政府在引進女性移工填補勞動力缺口時，卻忽略了女性的身體自主權、生育自主、情慾以及對家庭生活的想望。同時，男性在性上的生理需求同樣被忽視，作者認為這指向社會仍將移工是為勞動工具而非人。基於此，本文以情慾、性政治為出發點，觀察以移工為主角的劇情片（尤以短片為主）如何展演移工情慾，藉此補充前行研究較少觸及之面向。

作者認為移工的情愛關係至少可分為三個主要向度：私我的情感與親密關係、與原鄉家人的親情、與臺灣雇主的勞雇關係以及長期相處衍生的情感。作者指出情感關係不僅是個人私己的生命經驗而已，移工作為全球生產鏈的重要成員，他們的身體與情感實則受制於各種法規與權力運作網絡，尤其是到了接收國後工作契約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不可移動性」，間接造成身體的無法自主、情慾的無法滿足，本文之所以選擇分析劇情片，是因為寫實風格的紀錄片難以處理此類問題，而劇情片卻可以透過鏡頭語言，以虛構方式進入這些議題。

二、《高山上的茶園》性與錢之跨族裔衝突

本文以兩部劇情短片《高山上的茶園》、《紅色》探討女性身體與移工性政治的多重辯證性。首先在《高山上的茶園》，作者指出這部片的特殊之處在於處理其他移工影像較未觸及的不同國家移工之間的跨族裔關係。導演曾英庭承繼上部執導的劇情長片《椰仔》的推理敘事與類型電影形式，繼而以女性身體作為慾望與暴力的空間。片中主要角色泰國男移工辛與泰國女移工安的戀愛關係，展現了移工在臺特殊戀愛關係，即「F.T.O」（For Taiwan Only）模式，意指「在臺工作的外勞工產生的一種特殊愛關係，男女外勞在其原生國可能各有家庭，但在國外移工時期身心支持薄弱，進而發展出意外的情愛關係，但當合約期滿離臺時，就必須中止關係，不再聯繫」，這種情感不穩定性使得女性在情感關係中處於弱勢被動的地位。

同時，作者認為本片還展現了多重慾望折射與暴力展演向度，女性身體作為男性慾望的投射，被視為可侵略、可轉化之物。安的身體既是不同族裔男性同樣幻想佔有的對象，也是男性慾望、暴力、跨族裔衝突等權力作用的情感載體。

本片跳脫以往的移工影像作品，對於勞動權益、移工／雇主關係的既有想像，別出心裁地創造了另一種移工影像，以推理模式包裝移工的情慾議題，強調移工為人的特質。強調在勞動之外，移工與我們同樣具有慾望，且以「情慾」與「金錢」為兩大慾望需求，展開跨族裔的移工連結、互動與衝突敘事。在此之中，女性身體成為跨越族裔的男性戰場，處於性別、族裔與國家的權力牢籠之中。

三、《紅色》與非預期懷孕

移工的「F.T.O」愛情模式，除了和同具移工身份的對象交往之外，也發生在移工與臺灣雇主、照顧者之間的日久生情，尤以家庭幫傭與看護工較為常見。短片《紅色》改編自2017年移工文學獎的青少年評審推薦獎同名作品〈紅色〉，小說以第一人稱描寫印尼移工Lili和她照顧的萬爺爺之間若有似無的情愫，兩人在發生性關係後，女移工Lili懷孕了，在掙扎與選擇後，她選擇墮胎。

相較於小說以文字抒發移工的情感轉折為創作主軸，導演劉純佑透過影像改編的《紅色》顯然更具有目的性。他將移工的相關社會議題放入影像中，並將移工的非預期懷孕放置於社會結構性層次來討論，將焦點從移工的私我情感，轉向多重社會結構如何宰制女性移工身體。

全片尤其關鍵處在於「墮胎」一事，作者認為女移工選擇墮胎不只是個人的罪惡感或羞恥心導致的，還包含父權、宗教、僱傭關係乃至政府政策，對於移工身心靈造成的內外雙重夾擊的結果。而這複雜的辯證關係正是導演劉純佑改編的開始，導演注意到在性別與族裔向度之外，穆斯林信仰在印尼移工生命中扮演關鍵角色。

信仰具體落實於「墮胎」一事的就是「羞恥感」，回教法嚴格禁止墮胎，對於婚外情的處置也十分嚴重，因此部分在臺移工若婚外情又懷孕，就會面臨墮胎還是生下來的艱難抉擇。此外，作者指出墮胎還會受其他因素影響，如擔心懷孕而失去工作、無法得到健全的醫療資源與母嬰安置。導演透過「墮胎」情節，引導觀眾思索在資本主義下，跨國勞動者及其無國籍子女其身心所受的剝削。

作者認為「已婚印尼女性移工」此一身份此一族裔與性別交織的角色建構，牽動各種社會制度與結構，包含婚姻、族裔、性別與職業等。藉由女移工身份的多樣性，本片試圖呈現移工的身體如何受到各種趨力的監控，使之逐漸失去身體自主權。作者回應傅科的《性史》與學者程念慈的觀點，認為監控女移工一事，所隱含的事實是國家法律對移工身體的控制，否決其生殖權力。國家在利用且剝削移工勞動力的同時，卻拒絕將他們納入臺灣國族建構的一環，透過生育控制，阻斷移工和其子女成為臺灣人的可能。

而「墮胎」產生的「負罪感」，作者提醒我們身體自主權的意義，要放在跨文化脈絡下去理解，而非一種普世性別平等之想像。此外，墮胎除了有前述的監控、考量外，原鄉親人的思念也是牽制女性移工身體和慾望的另種權力。跨國移工透過「手機」維繫「遊牧式的親密關係」，因為對女兒的思念與關愛，片中女主角必須墮胎，才能保住工作，儲備女兒的教育基金。由此，跨國母職和職業女性的雙重實踐使印尼女性移工重新建立新的主體性，亦體現她在家庭私領域、宗教信仰與兩個國家政策之間的多重協商。

最後，作者總結本文最初提及的三種情感經驗，恰好都體現在《紅色》之上，對原生家庭的親情、移工與僱主衍生的偽親情、真愛情和移工本身的情慾和身體自主權，《紅色》展現了多種情感政治互相角力的複雜性。總結而言，作者認為這兩部劇情短片，一方面以臺灣導演的視角出發對移工生命故事進行影像轉譯，另一方面則呈現出目前移工論述較少側重的生育和墮胎議題。兩部影片對於移工情慾與性政治的探討，更反映出情慾亦為移工人權敘事的一環。作者提醒我們，移工身為人的權力需要被保障，尤其女性移工在跨國勞動日常所面臨的多種壓迫需要更多重視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