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作者:黃鈺玲同學  學校: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山人文學報》延伸閱讀：

第五十六期〈中華民國作為共業？民國與臺灣國際論壇〉———克禮、萬毓澤、王智明、汪宏倫、莫加南

2022年國慶日前夕國慶日前夕，中山大學與清華大學攜手，共同舉辦《發揚道統：孫中山時代展》，展出許多國父相關珍貴文物，更有首次於臺灣展出之〈武昌起義─鄂軍都督剪髮辮布告〉與日治時期各項請願運動資料、蔣渭水相關報刊資料等。此外，該展覽活動過程舉辦了系列podcast與論壇相關討論，其中「中華民國作為共業？—民國與臺灣國際論壇」更被整理為文字稿，刊登於《中山人文學報》第五十六期，使論壇提及各式討論與思考得以完整保存，讓更多未能在當時參與論壇者，也能加入這場關於「中華民國」的思考與對談中。

（一）克禮：

克禮(Macabe Keliher)自中華民國時期與民族主義相關的議題入手，思考流求、琉球、臺灣、沖繩間的連結與隱藏在此之下的政治立場問題。在明朝以前，流求與中國並無特殊聯繫，僅知其為海外的一處島嶼；明朝開始，琉球出現於檔案之中，在中國史的成形過程中，眾人對「琉球」的共識即其為今日的沖繩、屬於Okinawa，無論在《隋書》或後來的明代《使琉球錄》，他們所談及流求與琉球的前往路徑皆自高華嶼到𪓟鼊嶼，最末再到流求／琉球。然而一九一九年，柯劭忞《新元史》中卻言「流求今之臺灣。今之琉球，至明始與中國通」。至此，流求是臺灣的說法被廣泛接受，玉字旁的「琉球」才是今日Okinawa的Ryuku，兩個名詞被徹底區分，無論在臺灣或大陸的學術界，其都被承認為一歷史事實。然而這種說法的產生對於歷史學家來說產生疑問，在整體中國史過程並無人以流求為臺灣，但此說法卻在現代成為一種廣泛的論點，其中的轉變關鍵或為世界觀的轉變，進而導致新的歷史被創造。

克禮將整個轉變過程往回溯源，一八七四年法國漢學家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閱讀馬端臨著作《文獻通考》而有了𪓟鼊嶼為澎湖，流求為臺灣的說法，此說甚至引起歐洲漢學家的推廣，隨之而來的是對於歐洲人視野下的「臺灣」思考。歐洲人談論統治權時往往採領土主權思考模式，即以「國」為主體，有明確的界線與疆界劃分，當時中方（明清）則以「人」為考量領域，有漢人的地方才有保護與賦稅問題，並不把對臺灣的統治視為整體，而採一區域性統治模式，這使得受到歐洲的思想影響的日本在發生臺灣原住民砍殺事件後，從而生出「清廷不負責，就由我們來負責」的想法。二十年後，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流求－臺灣論引入日本，並受到廣泛接受與傳播，其原因在於此說不僅支持了琉球Okinawa為日本所統領，更支持了原名流求的臺灣曾屬於中國，如今亦被割讓日本，可以說是同時肯認日本對於流求與琉球的統治合理性。臺灣人受到日本影響後，又將此說帶入中國視野，革命後的人民面臨著複雜的「中國」定義問題，誰是中國人？什麼是中國史？哪裡是中國的疆土？流求－臺灣論就成了在這些疑問下協助連橫完成其思考及論說之媒介。

克禮先生提醒應留意知識被建構的過程，歷史由人類不斷創造而出，回到時代考量情境對於歷史的產生有何強大引力是極其重要的，甚至成了我們思考現代社會走向的重要依據，但切不可喪失時代的特殊思維，使得歷史成為控制未來的利器。

（二）萬毓澤

        萬毓澤則提出對於如何「思考」或「不思考」中華民國的討論，並觸及支配了近現代中國的民主主義思潮，嘗試思考這種現象是否對時代帶來負面衝擊，又該如何在這之下將民國從歷史解救出來，在這之中是否有新的歷史知識誕生等，以此作為切入點，尋找現代中國為非線性發展的線索，最末談及冷戰後的兩岸陷入鏡像構造僵局，思考其對歷史書寫之影響。

        萬毓澤引用Cornelius Castoriadis的想像理論，其中「激進想像」對於反思與解放民國潛能有所助益。所謂「激進想像」是指行動者將意符與意指之間進行自由連接，並且不斷以此為基礎再進行新的連接。掌握如何開展激進想像後，就能夠在事物的實際層面外開展出其「所不是」的那部分，就能夠開展出新的意象，而不再是接收事物後直觀認為是某種意涵。其即以此態度觀中國現代史與民族主義發展史，討論此問題時我們難以避開的人物——梁啟超，民族主義即由他所引入中國。一八七〇年代，瑞士法學家伯倫知理提出論點「國家有機體論」被日本學者加藤紘之帶入日本，後又再被亡命日本的梁啟超吸收後帶回中國。伯倫知理認為，國家彷彿如一人般的有機體，國家的身體必須模仿人的身體，完美的國家就是能夠看出身形的人；這種說法被日本當時的精英份子廣泛接納，甚至成為堅定的國家主義者，擊敗當初在日本極為重要的自由民權運動，並以德意志帝國憲法為底本，創造出屬於日本的大日本帝國憲法。

在這之中更引人關注的是梁啟超與加藤紘之的思想轉變，以梁啟超為例，其早先受盧梭的人民主權影響，談「國家為人民而生」，後受到國家主義影響轉言「人民為國家而生」，思想內核轉為以民族為優先，後來又演變成所謂的「血緣民族主義」，發展出了國家即民主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這種模式轉換也可以在nation一詞的翻譯上得見，其原先譯作「國民」，後來卻轉為「民族」，其中可能隱含的思想轉折就帶有血緣的問題，將文化與血緣看作是共同體，再加入政治意義，至此所有的因素就成了一等價鏈，緊密串聯。

關於「冷戰格局」的思考，他認為在這之下最重要的後果即是形成雙方皆以對方來證明自我，互相反對對方所肯認的觀點與立場，但同時雙方又接受有某些事物作為前提的景況，即「鏡像構造」。他認為超克這種處境的方式並非不加思考與批判地陷入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敘事之中，而是要對其戒慎恐懼，對宏大的主義敘事保持警醒，參考相同處境者的做法，儘管有些並不適用於今日的局勢，但若意欲開啟「激進想像」中的社會經濟，那麼其仍是可作為參考的思想資源。

（三）王智明

        王智明以紫藤廬作為思考民國與臺灣關係的切入點，討論民國與臺灣的關係究竟是附身還是共生。紫藤廬為經濟學家周德偉居所，其早年留學於英國，受到自由主義影響極大，五〇年代聚集自由主義者評判時政。特別的是，其對於自由主義的看法立足於其自身對於自由的理解，展現其對於自由主義來自西方，但民國的吸收與運用必然需要始於足下的觀點。八〇至九〇年代起，此處聚集許多民國志士、菁英等左派學者，《文化研究》的許多活動也以此處作為基地，希冀以自由為號，連接中國大陸與臺灣，反對黨國獨裁，爭取民權。但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以選舉活動為記，自由和民主成為了臺灣的價值意義所在，同時也成為分別敵我、分斷兩岸情感與文明的高牆。但這絕非反對自由民權，而是要自民國與臺灣之間看似矛盾又弔詭的狀態中去思考光復後到解嚴後的附身與共生問題。

        無法否認的是，兩岸之間共有的歷史既是臺灣發展的基石，同時也成為了如今面臨挑戰與問題的來源。他認為要恢復中華民國作為一種共業，那首先該要肯認的是中華民國作為兩岸的共同歷史觀點，自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來，在國際上就失去了代表中國的權利，若要務實的僅代表臺灣，人民的因素是不可忽視的，但於統治正當性的憲政框架之下，兩岸分斷現況確立，由此造成許多更名運動的興起，甚至可能有許多人認為臺灣該如其他新興民族般，在民族國家的國際體系中具有話語權，才是臺灣真正的出路。

        回到民國肇建之初，基於種族考量，三民主義的建立與理念，民族、民權、民生的次序安排有其深厚意涵，為了促進國際間的政治或經濟地位平等，使得國家得以安存於世界，是中華民國建立的主要核心理念，人民的自由以其平等為前提，自由與平等絕非相互矛盾，而是相互扶持的關係。但這並不能否認後來所發生的革命事實與早期臺灣所發生的種族、省籍、性別、歧視等衝突問題，中華民國必須要在所謂的平等理念上有更多反省與補強，這包含對中國大陸更多的認識，共業應該從兩岸的共同歷史談起，同時必須將彼此都納入思考的版圖之中，民主與自由所應承擔的是作為兩岸溝通之橋樑而非閉門鎖國，這才是談論民國作為共業時必然的思考理路。

（四）汪宏倫

        汪宏倫以「全球觀點的制度論」作為思考中華民國的進路，即所有的國族、民族皆以制度為基點，靠著許多不同制度支撐國族存在。其中，制度又分為「公民－領土的制度」與「族群－文化的制度」，且皆須在國內與國際的層次進行運作。中華民國作為一個運行整體，在國內的運行狀態順利，但在國際層面就遇上了重重阻礙，除不被認可，更經常受到扭曲與誤解。汪宏倫以此作為解釋臺灣民族主義的興起並不一定與族群認同有關之依據，甚至在關於「奠基時刻」的思考上，臺灣社會內部也並不達成共識，為一無奠基時刻的政治共同體。

        汪宏倫認為，屬於臺灣的關鍵時刻還未曾到來，但我們並不能夠知道其究竟會不會來？什麼時候會來？因此我們只能以積極方式保護此共同體，應對共同的生存危機，或甚至通過轉化的方式，創造一更大、更具包容的國族外第三種想像。其引用法國哲學家Paul Ricoeur的言論「記憶的義務乃是要透過記憶對他者行公義，而不是對自己行公義」來思考道統與曾經的中華民國所帶來的創傷，若國家內的兩股勢力互相抗拒、偏執一方，欲行自己的公義而不願行他人，則分歧只會不斷擴大，從而無法凝聚意識。即便所謂「關鍵時刻」遲遲未到，臺灣亦該建立一超越國族主義、具有一定價值與文明的生活模式，將共同體建立在普遍的價值上，而非僅在民族主義的邏輯中，且與不同文明交流往來，與各種璀璨的文明對話，而不僅將自身的價值建立於一族的短暫利益與興衰，此方為個體與集體的生命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