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作者：黃鈺玲　學校：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山人文學報》延伸閱讀：
第五十八期〈在「未思」之間相遇：自朱利安與楊儒賓的「間－談」（dia-logue）打開思想的未來〉———賴錫三、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楊儒賓、卓立
 

〈在「未思」之間相遇：自朱利安與楊儒賓的「間－談」(dia-logue) 打開思想的未來〉知識轉譯文

二〇二四年五月，通過成功大學翁文嫻教授及法國哲學家朱利安的共同促成，將朱利安、楊儒賓等一眾學者聚集於成功大學文學院，對中華與「西方」的概念與意識形態進行分析討論，共同思考當文化與文化相遇，如何化解之間難以取消的張力，並使之不落入一分為二的雙方鬥爭中，而能夠打開兩者之間「二而不二」的對話空間。
朱利安自「普世」、「一樣」、「共通／共享」三個概念切入探討文化多元性。首先，普世不僅代表普遍性及普及性，更具備強而有力的意義，即不僅「迄今為止是如此」，更是「必要性」的，並非出於事實而是先驗的的「必然如此」，為一種絕對性概念，甚至影響了後來的歐洲數學及物理應用。然而當普世概念有出歐洲，歐洲人才驚訝發現普世並非通用於各地，反而是歐洲文化中所特有，與原先既定印象中的普世概念正好相反。「一樣」則易被與普世相混，實際為普世的「倒置狀態」，其並非來自理性，而來自生產與經濟需要，只能夠代表不斷重複，但這樣的重複某層面上來說反而掩蓋了發明性與創造力。共通／共享則落於政治層面，不同於「一樣」，其所重並非是以同化而變得相似，而是「不相似」的共通，如此才能夠具備張力與生產力，才能夠使共通具備活力。然共通的困境在於，當界定出共通邊緣，就有了所謂的裡外之差，共通成了既是包含性亦是排他性的存在，落入「共同體主義」中。
在普世觀的概念邏輯下，朱利安接著引出「普世觀是否已過時」相關討論。當「西方」失去霸權，亦失去其以權勢所加諸他方的「普世主義」，則其所推展的普世性是否也因此而過時？朱利安認為正式因為「普世主義」以霸權姿態認為自身擁有普世性，因此必須反抗其所建構的「普世性」，使其成為如康德定義下「調節性的」普世性，開展共通，不讓共通過早自我限制，如此普世的「分享」才會一直開放。中文當中運用「東西」一詞說明一種關係而非本質，我們從中需要留意的是「說法同時也是思維方式」的體現，正因為中文內部沒有絕對性存有概念，故而可以之普世並非一開始即具備或每個文化皆能夠「遇見」普世，並非所有的文化、語言接能夠單純以歐洲所建立的「普世」來加以歸類，因此普世作為一種嚴謹要求，其能夠使文化不限縮於自身的差異，亦不因自身本質而自滿，而能夠向不同的文化思想中進行自我磨練與轉化。
對於文化多元不被標準的單一性所抹除，欲將共通／共享自相似中解除，朱利安以為不應運用差異概念，而是使用「間距」，不用同一存有本體性，而是使用「資源」或「孕育力」。即差異和距離雖都表現出某種分開的傾向，但差異自「異同」角度出發，具備鑑別性，但間距則為探索性，即便拉開距離也依然是面對面、互相注視，使另一種可能性得以湧現。通過對於這兩者概念的釐清，我們亦可以明白文化並不會有所謂同一存有本體性，即最原初具備一種文化統一性，其以爲文化之屬性即是在複數與單一間的張力中所發展出來，每一主流文化背後亦必然具備異議文化或地下文化的存在，且文化難以被孤立並以同一存有本體進行固定，原因在於文化本身即是不斷變化及轉化，一旦不再改變，即是死亡的文化體現。據此，一旦文化之間缺發間－談，則易衝突不斷。內涵「兼具」的間－談不僅需要跨越空間，亦需要時間，不斷將自身立場揭示給他人，使其有「可理解」的共通／共享性，這是一漫長的過程，通過間距使得不同的思維與立場皆可以任由自己被他方越出，使得之間呈現活躍、活潑的相互性。
當今全球化的世界，一切皆已極為複雜的狀態緊密連結，幾乎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被單獨隔離出來，我們唯一能夠做的僅是在此中「探查」已然阻礙現況的事物，並且嘗試使其中產生裂縫，從而有重新打開的可能性，使其「去相合」方能夠改變局面，使得某種具備意義的將來得以開展。且去相合非是任何一種「原則」或是「實踐工夫」，去相合僅在黏著的實際狀態中打開一種位移、差距，故而僅於動態發揮作用時才存在，並不自任何理論與應用的角度出發，不再以模式化出發，取消了其成為理論與應用關係的可能凝滯與相符。不可否認的是，「相符」為社會帶來固定性與穩定性，但同時又會帶來阻礙，當一切陷入黏著，即使建立了穩定性，但同時也會限縮其他可能。故而，唯有將今日與昨日進行「去相合」，今日才能更加具備生機，使得生活的「存在」能夠超越己身所限而不斷向外開展與延伸，且必須如此方能夠納受他者的差異，確實的與他者「相遇」，而不單單僅是落入將他者同化，使其「與我為一」而無法真正觸及他者。朱利安提醒，當落者這種將他者同化的限制，所有的想法變得單純相合，則易演變為意識形態而不斷為眾人集體推展，當喪失辨別的能力，人們開始「順服」於這種同化，而不單只是服從（服從仍有選擇性，順服已然不再具備獨立思考能力）。如今的社會益發複雜，過去使人「物化」的對象極其清楚（資本或工作），我們得以有一對象進行對抗，然今日的物化情況更加混亂，造成「物化」的對象難以被單獨辨識，失去了能夠直接面對的對象或功能。我們唯有不斷做出去相合，使得物化的凝滯狀態不斷被打開，我們才有可能面對這種沒有正面形象的物化控制。
楊儒賓則立基於賴錫三對於中華的提問，包含為何出版《思考中華民國》、背後的目的為何等問題進行回應，其以為自一九一二年起，「中華」的政治與文明概念結合，成為中華民國，它不僅是一新紀元的體現，更是新的歷史典範，故而在談論相關歷史問題時，我們難以避開這個歷史時刻，或說是無從避開而必須回應這個時刻。此時刻解決了自漢代以來所面臨的政治問題，打從明末清初傳統政治合法性不再適用，政治統治高度打壓道統，強調政治統一性與絕對性就開始初見苗頭，直至清末民初時期西洋現代性進入當時的中國，有了西方作為範本，中國傳統的政治思考模式才被扭轉，從而轉向制度面向，認為好的政治制度需要建立在主權在民，但這絕非代表與傳統的全然切割，即使是好的政治制度也需要考量中華文明的內在現代性。以共產中國作為脈絡，楊儒賓將七十多年的發展史分為「毛澤東時期」及「鄧小平南巡事件後」，前者雖由中共掌握主宰中國的權力，也自認代表中國，但對於傳統中國的主流文化（三教）抱持否定態度，所重在於「無產階級」；而鄧小平時期雖亦堅守所謂共產主義，但實際上已改採走資派路線，奠定新的政權及外交關係，重新與中華文化建立連結。直至今日，無論是「中華此地」抑或是「中華大地」之間的結構，雙方都難以相互否定，甚至採取無原則性的批評，而該嘗試與此間的結構進行對話，或說是間－談。
關於普世價值論題，楊儒賓以程朱理學作為切入點，並將其引入當今社會狀態。他以為東方對於普世概念最早提及者應為朱熹，普世性的來源則為「理」，只要是存在於此世的皆是特定、皆是限制原理，按照朱熹的說法，存在的物體並不會是偶然存在，而必然依乎於「理」，有所謂的存在原理，具備絕對性與必然性，故而其談理之「四然」，即自然、應然、必然、能然，有所應然才必然會呈現，且能夠呈現。即便後來其受到陸王學派的挑戰，但陸王並未質疑理的必然性，甚至談「心即理」，理有所謂普遍且必然之規範是為理學各派所共同認定。直至二十世紀，理的必然方受到強大挑戰，綱常與理易相連談論，故當相連的社會機制（綱常）受到質疑，則理的合理性也受到打擊。據此，楊儒賓認為當代社會仍然需要此絕對且普世的價值作為承諾的依據，否則將引起更大的問題，民主政治必依乎一必然性精神作為骨架，其理性基礎具備普世價值，此主權在民、個體平等的民主主張即是過去朱熹、王陽明一派理學的延續，若我們不將公民權平等視作朱子學性理觀中的理，具備普世性與必然性，反而以為其可以為權力而有所退讓或割捨，則可能導致更大社會紊亂。
針對道統以及意識形態問題，楊儒賓則以為「道」自理論中談，唯一普遍的真理或價值體系，更是一種道路或通路的形象。自道作為起始，後來衍伸出了道統概念，在宋元時期的儒家內部，將「誰繼承道」視作極其關鍵的議題，直至明朝中葉後，「道統」跨越了儒家界線，在正統之間產生衝突。道統所代表的是聖人的傳統文化，與正統共同並行於天地之間，出現了分權的意識，其對象則是中國的大一統政權，此大一統又與作為世界主宰的「天」關係緊密，故而道統概念的出現，對於政治把控產生強烈衝擊。如何在「有效統治的機構」與「社會文化存有的模糊結構」之間平衡，不僅是早期中國的問題，亦存在於當今的中國之中。故楊儒賓以為，我們應當承認不同地區皆有自身的文化存在，為其歷代所累積的「道」，並不具備所謂脫離具體存在的「大道」，不同的文化皆可以從自身出發，與其他地區的異己之道相互溝通與傳播，也許具備互相糾纏與糾結的可能，但無論如何不該在此世預設一終極目標，道統不一定就要是封閉的，也可以是將自家之道與他家進行交流的「相通之道」，正如因陀羅網的思考般，每個合理的世界秩序都無法只是僵硬地進行一統，甚至不與他者或全體相通，每個國家或個體雖皆是一個中心，但中心與其他的中心皆具有互相呼應的關係，彼此相通。因此，對於每個文明、每個個體性，我們仍是需要以高度尊重的態度面對，真正的個體應該是在間距的動態流動中呈現，個體間彼此能夠有互涉、溝通的可能。
最末，針對當代的衝突現象，朱利安認為不可只在地緣政治或人文理想上進行回，當今的世界問題已然充斥複雜的利益、權力關係，呈現多方的角力關係，全球化的市場關係以及高科技使得整個世界呈現相合狀態。其認為我們面對當下的衝突困境，或許可以以宗炳的「暢神而已」之「神」作為思考切入，當無法以釋出善意解決衝突，則必須要提出政治上的功能性回應，當經濟與金融上的意識形態相合，我們需要通過對於意識形態的去相合，將「神」開展與延伸，抵抗當今衝突而不落入物質主義的精神發展。楊儒賓亦認為當不得不面臨衝突時，看待問題的角度就不能僅是以鬥爭性地緣政治角度進行，或許可自更有實際有感的地緣政治角度看待，將「緣」視為深層的存在連結，具有風土與共同體的相關特徵，嘗試對抗當代看待衝突時只自力量、資本主義等角度所帶來的困境。